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改革
参与者也多是从欧美留学归来或接受了一些新教育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这场学制改革，酝酿时间之久，参与面之广，是空前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种教育思想纷纷争相传播。最后以在全国1922年所定统一学制的基础上，根据东北地区情况加以变通而成定局，用“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而以美感教育陶成之”的教育宗旨代替了奉天教育厅在《奉天新学制草案》中提出的“教育宗旨为实利教育而以道德教育陶成之”。一方面加强对各类学校的思想控制，灌输封建道德，一方面又注重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县、市、区均设立职业学校，还在普通中小学加入职业教育因素，以“养成国民独立生活必需之技能并发展地方人工天产”，“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并以资产阶级的美感教育来陶冶。
学制改革过程中，在奉系军阀内部，明显地表现出以教育厅长谢荫昌、教科书编纂处总纂关海清等留学欧美、日本的教育家为一方，以奉天督军兼东北巡阅使张作霖、代省长王永江为另一方的斗争。前者在提议和拟定改革学制方案中表现出较多的积极因素，后者则在指令修改和审查批准的过程中暴露出较多的落后因素。奉天教育厅经再三讨论修改，于1922年9月22日呈报的《改革奉省学制意见书》，对兴办新学以来的奉天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是要求改革学制的理论纲领。其中说：“吾奉教育史者动谓光(绪)宣(统)之季，为官家敷衍政绩之教育；民国以来，为士绅营殖党徒之教育。此言虽不可尽信，亦不为无因。而今而后，为纤除从前之罪恶，改造将来之社会，行政上将采用何种教育乎?即平民自谋发展之教育是也。”他们明确打出“平民教育”的旗帜，要谋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加以改造。并进而提出，为谋求国民生存和民族发展，必须普及义务教育，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鼓励地方办学和私人办学，使人民群众具有道德、知识、技能三要素。道德教育要以爱国教育为主轴，国民学校的爱国教育要以直观教授的方法，从爱乡教育抓起，抓出实效来，达到爱乡爱国的目的。“凡吾奉乡土之历史、地理、物产，及国家在世界如何位置，吾奉在国家如何位置，吾奉民族具何种道德、知识、技能，然后可以挽救今日之国家，生存发展于今日之世界，均由教育厅编为特别训话，通行全省。”在大力发展国民义务教育的同时，要视各地物产及需要，开设相应专业的职业学校，职业学校要注重实习，着重培养熟练操作的能力。为有利于发展东北实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要尽快创办东北大学。同时，向欧美增派留学生，直接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与日本相抗衡。无疑，这是谢荫昌等人抱着对祖国、对奉系军阀的极大热忱提出的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计划。尽管张作霖、王永江对谢荫昌十分器重，他也仍然担心被张作霖所误解，所以一再表白自己不辞辛劳、振兴教育、为奉系军阀图强的忠心，而决无借改革学制之机谋求个人权力之意。尽管这样，张作霖等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决不容许动摇封建教育的根基，于是，反复强调改革学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封建道德教育为核心，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训令教育厅要将孔孟书中关于社会、道德、伦理、政治四类内容分别编订，作为修身课本，“以立教育始基”。并说：“查社会之良窳，视乎教育，教育之优劣，系乎学说”，因近年“欧风东渐，世遂专尚西学，圣经贤传，因而废弃。吾奉维新二十余年，关于科学技术之精进，非不蔚然可观，而详察社会之状况，人心日漓，道德日非。以今扪昔，不遂甚远”。这就把社会状况的不良归罪到西学的流传和孔孟儒家学说的废弃上了。张作霖指示在“学制改革、教育刷新之际”，要取西方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