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改革
技而不可取西方的学说，要补我之所短而断不可摒弃封建道德。代省长王永江1922年9月10日在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上的训词中，一方面肯定了改革学制的必要，但同时又强调，“新学制之宗旨，必须注重职业教育，而以经训为之基”。他解释说：“自清末至今，改倡新学，一时风气所趋，朝野人士，举弃其旧而新是谋，数千年来，孔孟所留传之经训，几视同刍拘，根柢薄弱，性行嚣张，训至陷吾民于不知伦理道德、国家政治为何物，而徒恃其所袭取之机械教育，以流毒家国，无惑乎国运日衰，民德日漓，纷纷扰扰，迄无宁岁。欲救其弊，非尊重经训不为功。尊重经训，学生之始基自固，再辅以职业教育养成其谋生之技能，庶几教因材施，学有实用，而地方之经济，可谋发展，国民之精神，可资振奋。”⑦双方斗争的结果，当然是以有权势的政治家对谢荫昌等教育家的压制而告终，但这场学制改革明显地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教育的要求，张作霖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一些进步的意见和主张。新学制的实施，促进了东北地区教育的发展。1925年7月16日，经奉天省长公署批准实行的《奉省新学制课程标准》，“系以《奉天新学制系统纲要》第一条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而以美感教育陶成之’，及各股议决之教育标准‘优良性行，根本知能，公民资格，健康身心，正当职业，高尚娱乐’为根据，用期内保我国固有之美德，外应世界教育之潮流，庶有增美释回之效，而无突飞落伍之虞”。声明其所遵循的方针，“一曰中西文化之调和”，“—面提倡科学，一面又注重国学”；“二曰理想与事实之沟通”，容许“准世界潮流，依教育眼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种种变通。
五、学校的教育改革
各种教育思潮的传播推动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以两所学校为例，可见一斑。一所是城市公立小学，一所是农村私立小学。
奉天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1921年时有学生558人，年经费10108元，教职工21人。校长李象庚和教导主任邵俊文对教育素有研究，后来都成为奉天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李象庚，辽宁海城人，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博物选科，曾任奉天省城中央模范学校教员、兴京县视学、盖平县视学，后任中学校、职业学校校长。他认为“东北为国防重地．介于两大帝国侵略之下，情势危殆，间不容发，非教育无以救亡，非众志不能图存。” ⑧邵俊文，字进阶，1923年任奉天省视学时，同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罗振邦一起调查日本在南满实行奴化教育的情形，写成《参观南满中学校、公学堂及第一、第二寻常小学校后之感想》，1925年任海城县教育公所所长时，又利用寒假时间，经多方调查，写成《日本在南满洲教育设施之一览》。邵俊文的这一举动，对于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仇视。日人说：“奉天省教育当局，为了给开展运动作准备，将省视学邵进阶派到南满附属地，对南满中学堂及公学堂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教育情况进行视察，并制作了学生思想调查表，……，阐明了很多道理。由于这个调查报告，中国方面的教育权利的回收热潮，更加蓬勃发展起来。”⑨
这两位爱国主义教育家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健全国民，便将学校假作国家模型，组织学校国，逐渐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所谓学校国，即是把学生宿舍称作村，村有村政，与当时社会的村政相同；把课堂称作市，市有市政，内分行政、司法、立法三项，也与当时市一级的行政组织相同。学校国共有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