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口述历史工作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华人社会口述历史工作研讨会”作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历史档案计划》的一部分,于2004 年11 月12 - 13 日在香港举行。
大会邀请著名口述历史学家、罗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发表了专题演讲,并由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学者,发表其各自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并就方法学及口述历史的学术和社会价值等问题,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和观点。
社会科学家往往追求秩序,寻求规律,从统一形态中发展出社会理论。而波特利教授却指出:口述的故事往往充满歧异性、多样性,有时甚至众说纷纭有史学家因此质疑口述历史的可信性和研究价值。但波特利教授正是要指出人类历史并不如社会科学家所冀盼般统一,歧异、谎言、沉默正是口述历史研究的珍贵材料,这些关节可能是历史洪流与个人体验之间的接合处,正好让研究者发掘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互动,找出主流论述中被忽略的声音,重新思考既定的知识和已盖棺的历史。
对于口述历史的运用,华人学者各有实践,有的以此为传统史学的补充,以研究本地历史和社群的生活面貌,包括影剧艺术、文学、农村、土地改革等的历史;移民妇女、女工、知识青年、过埠新娘、香港左派和香港人的生活和主体性。但传统史学与口述史之不同,就在于口述史能展现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互动,例如内地学者刘亚秋访谈知青,将当事人的主观意识描述为“青春无悔”,凸显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主体性,而主体对历史赋予的意义,亦使我们对权力有更深刻的体会。诚如波特利教授所言,口述历史的搜集,是在互动、对话式的关系上进行,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主体者的叙述,同时表现出个人论述与权力论述间的争执。
有的学者则借口述历史批判主流知识,利用大众阶层及在社会上受歧视群体的口述故事,重述有关层面的历史;有的以此为受压迫群体的充权策略,将个人的经验发展为集体意识。学者们认为,知识的铸造是一种政治建构,口述历史的搜集,可以将被压抑群体的经验和主体性注入知识的铸造过程中。台湾学者何春蕤和内地博士生黄盈盈分别以当地的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以性工作者的亲身体验挑战当权者的论述,启发大众反省传统观念的合理性;台湾学者夏晓鹃则以叙事经验为充权策略,让自内地往台湾的过埠新娘肯定自己的价值,并凝聚成集体力量。
由是观之,口述历史可以是一种缔结学术知识与社会运动的媒介。因此,口述历史工作者应对访谈者与受访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比其他学者有更敏锐的触觉;此外,因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现实差异,两岸三地社会有着各自特殊的社会禁忌,口述历史工作者在触碰禁忌时,更需重视与受访对象建立尊重和互信,分析禁忌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涵,让受压抑的声音得以表达,促使社会尊重和缩小接纳差异。
响应波特利教授对社会科学家的批评,作为一名量化社会学者,香港学者黄伟邦发言说,他在一次口述历史访谈中,由一个关于时间的简单提问,引发叙事者追忆了一连串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这使他体会到社会事实的相关性并不是社会学家在制定研究假说时可以预设的;因而响应了知识铸造的建构问题,并具体论述了什么是“以当事人为本位”的知识论。香港学者潘毅总结她多年从事女工研究的经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和阶级论述的脉络下,重新检视“阶级”理论,尝试发展以中国女工为本位的阶级概念,在场引发了热烈讨论。
以口述史铸造新知识是研讨会的一个共认的理想,但实践起来绝非易事,除了对口述史学的信念外,还涉及严谨的研究方法,在互信、关怀和尊重的访谈关系上,访谈员与受谈者共同发掘被压抑的记忆和禁忌,以批判的角度与主流知识细心引证和对照,然后以当事人为本位,铸造“新”的知识。
本文未及引述的发言同样精彩,研讨会已发挥了点滴效果,让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从艰难中再踏前一步。研讨会的录音档案和发言者的文